近日，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剖析，揭示了金融“飞单”行为在市场中呈现出的新趋势与潜在风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飞单”即金融机构员工利用职务便利，私自推介销售未经机构审批的第三方产品，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员工违规操作、机构监管缺位、平台资质缺失等多重风险。

        上海金融法院此次重提“飞单”议题，既是对近年来多起涉众型金融纠纷的复盘总结，更向行业传递了强化合规经营、守护消费者权益的明确信号。

产业化推销藏猫腻

银行机构监管划边界

        “产业化推销”模式下的机构责任边界，在上海银行浦三路支行前理财经理陆某“飞单”案中得到清晰界定。经新浪金融研究院查证，这起被上海金融法院列为案例一的纠纷，源于2019年良卓资产私募基金的爆雷事件。

        2017年至2019年期间，上海银行浦三路支行理财经理陆某向约20名客户销售上海良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私募基金，其中90%以上的购买者都是退休老人，八旬独居老人刘某便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2018年，陆某得知刘某有大额卖房款待处置，便在银行营业场所的办公室内，以“银行内部产品、利息高于存款、保本刚性兑付”为由进行推介。

        出于对银行员工身份的信任，刘某同意购买该产品，陆某随即用个人电脑为其完成操作。然而，2019年3月良卓资产私募基金爆雷后，刘某才发现所购产品并非上海银行代销，最终亏损金额达99万余元。

        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，责任认定成为核心争议焦点。上海金融法院审理认为，陆某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向包括刘某在内的20名客户持续销售涉案基金，累计损失超3700万元，如此规模的违规行为未被支行发现，足以证明银行怠于履行员工监管责任，严重违反了审慎经营规则。法院最终维持一审判决，判令银行承担近四成责任，赔偿刘某39万余元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前，监管已对该事件作出行政处罚，陆某因直接责任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，支行被罚款50万元，时任行长池某某被予以警告。

        该案揭示了“产业化飞单”的典型特征：银行职员与外部机构勾结，利用银行营业场所伪造代理权外观，长期、有计划地向多名客户推销非本行理财产品。此类行为不仅损害投资者权益，还会导致合规金融机构业务流失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性循环。

空心化销售埋陷阱

合作方管控明权责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上海银行“飞单”案暴露了金融机构内部监管的漏洞，案例二呈现的“空心化销售”则揭示了无资质平台与持牌机构合作中的风险传导机制。经新浪金融研究院查证，该案例对应厚本金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，中华财险在其中意外“中枪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案件查明，厚本金融作为无金融资质的平台，长期冒用中华财险名义开展业务，甚至在双方合作终止后，仍私自悬挂虚假《声明函》谎称合作持续，以“保险保障+高收益”为噱头，向投资者推介所谓债权项目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“保险增信”的虚假包装极具迷惑性，最终导致108539名投资者卷入其中，涉案本金达118亿余元，实际受损金额超10亿元。

        司法机关审理查明，厚本金融通过设立线上平台，将非法吸收的资金交由实际控制人支配，部分资金用于支付高额佣金和运营成本，形成典型的非法集资链条。平台负责人因同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并处罚金50万元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华财险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，但因其“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”，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。根据当时的监管规定，保险公司开展网贷平台信保业务，不得与不符合互联网金融相关规定的网贷平台开展信保业务。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也规定，保险代理机构、保险经纪人应当取得相应的业务许可证。

    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法院认定中华财险不承担投资者损失的赔偿责任，核心依据在于其在与厚本金融终止合作后已履行基本管理义务，平台虚假宣传行为超出其可控范围。这一判决明确了持牌机构在合作方管理中的责任边界：既要对合作方资质进行严格审查，也要在合作终止后及时公示，尽到风险提示义务。

精准化围猎银发族

情感绑定破防线

        上海金融法院揭示的第三种“精准化围猎”模式，将目光投向了最易受侵害的老年群体。在这一模式中，某保险公司代理团队主管在社区驻点服务超8年，利用长期服务建立的信任关系，针对老年客户实施诈骗，其手段包括伪造保险合同、虚构“内部特供理财”产品等。

    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骗局与《人民法院报》2022年公布的一则保险诈骗案例高度相似。判决书载明，2012年8月至2020年3月，被告人洪某在担任中国人寿保险代理期间，以现金奖励、利息高、一年即可还本付息为诱饵，假冒“国寿鑫丰新两全”保险产品，制作假的保险合同、电子投保单、发票联、送达书、确认书等，采用支付少量利息、一年到期后收回保单，再诱骗被害人将本金继续“投保”的方式实施诈骗。

        案件中，1954年出生的上海徐女士就是受害者之一。2013年至2020年1月，洪某骗取被害人徐女士信任，与其签订5份虚假保险合同，骗得76万元。

        该案最终导致22名被害人损失2668.8万元，洪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掩盖骗局，这类诈骗分子往往还会擅自修改客户在保险公司的预留手机号，以客户名义办理“保单借款”，将借款资金作为“理财分红”返还给客户，通过送保健品、协助就医等方式强化情感绑定。

        上海金融法院在案例解读中强调，针对老年群体的“精准围猎”是“飞单”行为中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在养老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，老年群体因其信息不对称、金融知识相对薄弱以及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强烈焦虑，成为“飞单”精准围猎的目标群体。

        上海金融法院表示，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，特别是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的销售人员的规范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，严禁利用情感纽带进行不当营销。老年人子女及社区应加强对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提示。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也应充分考虑老年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劣势，严格审查销售过程的合规性、风险揭示的充分性以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，依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

多方合力协同治理

筑牢风险防范体系

        三起案例折射出“飞单”风险的共性成因：金融机构员工行为管控存在漏洞、对合作方资质审查与后续监管缺位、消费者风险意识不足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司法实践来看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通常会从多个角度考量各方责任：一是员工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;二是金融机构是否履行了审慎经营和员工管理责任;三是投资者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。

        从行业监管来看，近年来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已采取多重措施强化治理。以上海银保监局对上海银行的处罚为代表，监管机构始终坚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对员工违规行为从严追责，同时督促机构完善内控机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投资者而言，识别和防范“飞单”需要做好三重把关：首先，保持理性判断，对承诺 “保本保息”、收益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产品保持高度警惕，牢记 “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” 的金融常识;其次，强化核实意识，通过金融机构官方渠道查询产品的发行方、销售方、托管方等关键信息，确认产品是否在官方销售清单内;最后，关注交易流程规范，确保资金转账至机构对公账户，而非个人账户，警惕销售人员的私下操作。

        金融机构作为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，更应加强内控管理，严格落实金融产品适当性管理义务与投资者风险测评要求，阻断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“飞单”的操作空间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并行的背景下，“飞单”治理仍需久久为功。唯有多方合力，才能真正斩断“飞单”黑手，守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。

《电鳗快报》